原文链接：https://www.bis.org/review/r220304a.pdf

 时间：2022年3月4日        机构：印度中央银行

 印度独立后奉行计划经济发展政策。因此，货币政策主要侧重于扩大信贷的可得性和获取途径，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紧随其后的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由于赤字融资、农业部门频繁的供应冲击、1973年和1979年的全球石油价格冲击以及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引起的通胀担忧。主要基于政府的价格控制和选择性信贷控制。

在财政主导地位不断上升的高通胀背景下，根据 Sukhamoy Chakravarty 委员会（1985年）的建议，相关部门采用了基于规则的货币目标框架。由于持续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法定流动性比率（SLR）和现金储备比率（CRR）都必须在1980年代逐步提高，以在 1990 年代初达到最高水平。通过CRR和SLR抢占资源，减少满足经济体信贷需求的空间。在 1990 年代初期贸易和金融部门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国资本流动增加、金融创新和显着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融资之后，到 1990 年代后期，产出和价格受到审查。

在储备银行，我们采取协商的方式，定期与各利益相关方就政策制定进行互动。这在我们设计适当的政策应对措施方面特别有用，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相信双向沟通可以做出明智的决策。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与分析师、经济学家、研究人员、银行、学术机构和研究机构、贸易和行业协会以及其他一些人进行了详细的交流。我们不仅在广为人知的货币政策行动中采用了这种方法，而且在其他政策中也采用了这种方法。我们还认识到，沟通需要得到相应行动的支持，以建立可信度并为我们的政策注入更广泛的信心。我们在问责制和透明度中解释了我们行动的原则，这是现代基于市场的货币政策制定方法的标志。

随着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沟通变得更具挑战性，因为我们与媒体和市场参与者只有网络方式的交流，同时随着危机的发展，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紧急的常规和非常规措施。新冠疫情的爆发不仅需要提前召开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而且还大幅降低 75 个基点的政策回购利率，其“旨在减轻病毒的负面影响、恢复增长，最重要的是，保持金融稳定。” 该声明提出了其他几项抗击新冠疫情的措施，同时提供了乐观的态度，并指出“值得记住，艰难时期永远不会持续；只有坚强的人和坚强的机构才能做到”。信息很明确——我们需要站稳脚跟，保持韧性，并尽一切努力应对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