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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准“一带一路”专题(第4期)】 关键词:可持续目标与PPP,“1+6”圆桌对话会,希腊及邻国经济分析

发布日期:2019-11-26 作者: 来源:

金准“一带一路”研究与服务(电子刊)

The Ktrue Research and Service of Belt and Road (E-book)

2019年第4期  总第4期

 

本期导言:

 

在本期《金准“一带一路”研究与服务》中,我们选择了三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其一,我国是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进程(SDGs)重要支持和推动力量。随着“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SDGs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密,尤其在“一带一路”(BRI)倡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有鉴于此,我们在本期推出的第一个研究题目就是《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与“一带一路”(BRI)》,详细为读者介绍有关内容及发展动态。

 

其二,自2016年起,世界银行(WB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劳工组织(IL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6大国际组织负责人每年一度齐聚北京,与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进行“1+6”圆桌对话会。本期为您梳理了自2016年以来4次圆桌会议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结构型改革、货币和财政政策、创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主要观点和内容。

 

其三,11月10日至12日,习近平主席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今年我国元首对欧洲方向的又一次重要访问。中国与希腊的合作对于中东欧国家有很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也将促进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深化和发展。本期为您详细介绍了希腊以及其中东欧方向三个邻国——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保加利亚最新的经济发展情况。

 

本期的目录为:

 

一、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与“一带一路”(BRI

 

(一)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三)SDGs、PPP与“一带一路”(BRI)相互统一

 

二、六大国际组织与中国政府“1+6”圆桌对话会(2016年—2019年)

 

(一)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研判

 

(二)结构性改革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

 

(三)贸易和投资

 

(四)创新领域

 

(五)金融监管改革

 

(六)可持续发展

 

(七)中国的重要作用

 

三、希腊及其中欧邻国最新经济分析

 

(一)希腊自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发展情况

 

(二)阿尔巴尼亚经济分析

 

(三)北马其顿经济分析

 

(四)保加利亚经济分析

 

希望本期内容对您有所帮助,金准咨询感谢您的支持。

 

    一、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与“一带一路”(BRI

 

    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进程(SDGs)提出后,全球围绕推进该进程做了大量努力,在涉及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在形成新的理念、标准、工具和方法。在此过程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展现出其独特优势,逐渐成为推进该进程的主要工具之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原则,符合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核心原则,也为PPP模式的展开提供了巨大的舞台。在各方对此问题逐渐形成共识之后,PPP将在推动“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2015年9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在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峰会上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涵盖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于2016年1月1日正式生效。同时,2016年,旨在限制全球气温升幅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也正式生效。我国在支持、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需要指出的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目前在全球各国已形成非常强大的共识之力,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各个方面都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且由于其与广大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也对各国政治家形成约束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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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系统在支持会员国执行政府间商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全球,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级的全系统一致性对于联合国系统有效履行其任务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机构间协调机制是经济及社会事务高级执行委员会(ECESA Plus),该委员会汇集了50多个联合国实体(包括基金和计划署、区域委员会、公约秘书处、专门机构、国际金融机构、WTO和IOM)以及联合国研究机构。它是由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在ECESA的基础上召集和支持的。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CEB)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UNSDG)继续在各自领域协调全系统后续活动的工具。联合国系统还通过联合国的水、海洋、能源以及全球粮食和营养安全高级别工作队等合作机制,就特定主题问题采取了联合后续行动。

 

目前在联合国层面关注的重点话题包括:非洲,大气层,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能力建设,化学品和废物、气候变化,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减少灾害风险,教育,就业,人人享有体面劳动和社会保护,能源,金融,金融包容性,粮食安全与营养与可持续农业,森林,性别平等与增强妇女权能,绿色经济,健康与人口,指标,行业,综合决策和参与信息,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和国际合作,山脉,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和自愿承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NSDS),海洋,消除贫困,乡村发展,科学,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城市和人类住区,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可持续旅游,可持续交通,技术,贸易方式,对儿童的暴力,水与卫生等等。

 

在今年的第74届联合国大会期间,联合国召开了一次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邀请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就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情况进行全面审议。峰会上,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从可望提前10年实现2030年议程首项目标——消除贫困,到基本实现全民医保覆盖,再到全面推进国土绿化行动,中国推动落实该议程的努力和成果收获了一致好评。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出席本次峰会发言时说,中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全面深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我国将组织召开“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2020年5月5日至7日,中国北京)——这既是我国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举措,也是该议程本身的重要进展。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目标和指标直接与可持续交通相联系,可持续运输方面的进展将有助于实现《 2030年议程》概述的许多(即使不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本次大会上,来自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召集主要利益相关者,将讨论支持实现可持续运输及其多重作用的综合和交叉性质的2030年议程——包括所有运输方式(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路运输等),以及最新的科学技术进步。

 

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10月30日下发了《关于成立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组委会的通知》(国办函〔2019〕107号,下称”通知“)。根据《通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任组委会主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任第一副主任,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北京市市长陈吉宁、国务院副秘书长陆俊华、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任执行副主任。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资委、海关总署、国际发展合作署、能源局、扶贫办、北京市、中国科协、贸促会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和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戴东昌、国家铁路局副局长刘克强、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吕尔学、国家邮政局副局长赵民任组委会委员。

 

今年9月25日,交通运输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19年第12次集体学(扩大),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杨传堂要求,要让“一带一路”建设的合力更有力地“聚”起来,全力筹办好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可以预见的是,我国政府将以此为契机,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推动与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

 

(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高级副总裁马哈茂德·莫希丁撰文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是跨领域的,而且雄心勃勃,需要改变我们的合作方式,它们还促使我们大大改变所有国家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水平。投资需求与实际投资之间的差距很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至关重要。它们增加了获得资本的机会,允许表外借贷,提高了创新能力,并帮助转移了风险。”

 

马哈茂德认为应当从三个层面理解PPP对于实现SDG的作用:其一,PPP可以为公共服务的提供带来更高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其二,私营部门参与不仅可以帮助增加基础设施资产的存量,而且还可以增强其弹性,创建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并改善对基础设施服务的获取;其三,PPP将众多参与者的利益进行综合设计,可以实现很多跨部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且有利于从多边开发银行等机构筹集资金。

 

联合国发展筹资办公室高级经济事务干事克里希南·夏尔马认为,PPP的核心是“物有所值”——与替代公共采购相比,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改善了给市民提供的服务的覆盖范围,访问权限和质量。但是研究表明,目前在许多情况下(PPP项目)未能实现最广泛的物有所值,私人融资在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基础设施投资中仅占一小部分。对这一挑战,克里希南认为,一个有利的PPP制度框架应包括相互关联的能力,才能够保障PPP成为为关键的经济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的工具。这四个方面的能力包括:

 

1)正确识别和选择PPP可行的项目的能力。这将需要进行合理的成本效益分析,对于降低成本和提高福利水平至关重要。

 

2)合同的结构设计,以确保适当的定价并将风险转移给私人合作伙伴。如果PPP要为消费者和政府提供高质量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服务,这是一个关键要求。这将取决于招标过程中的充分竞争,还取决于透明的财政会计和报告标准。

 

3)为购买力平价建立全面,透明的财政会计和报告标准。这将允许全面披露所有风险,包括或有的财政负债和中长期影响,并阻止政府将PPP项目置于预算外。

 

4)确保法律,法规和监控框架,以确保适当的定价和服务质量。这样的框架还需要确保在招标过程中的竞争环境,并考虑到项目的更广泛的福利,包括社会外部性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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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SDGs、PPP与“一带一路”(BRI)相互统一

在2019年10月29召开的“2019第五届中国PPP发展(融资)论坛”上,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司长张文才指出,目前不少国家财政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很大,这些问题单靠政府无法解决,需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创新用好政府与市场两种资源;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PPP项目融资需求巨大,参与PPP合作,将为各方提供更多的收益;中国在PPP模式运用方面,有许多收获和体会,包括PPP的制度建设、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和管理,信息披露和透明度等等,而且我们也实施了一些卓有成效的项目,得到了国内外的认可。张文才表示,要通过PPP发展融资,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激发和拓展国际合作新动能。

 

在2019年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中国PPP论坛”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经济合作与贸易司司长杰弗里汉密尔顿(Geoffrey Hamilton)认为,应构建以人为本的PPP模式评价体系。他强调,“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相统一的,两者互利共赢与积极的溢出效应将会在未来逐步显现。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主任、光大国际总裁王天义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居多,大多面临着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资金不足、经验技术缺乏的局面,绿色PPP模式将逐步成为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发展的新动力。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会长、亚信金融智库主席陈元先生在11月17日举行的2019亚信金融峰会“亚信金融暨亚信金融智库国际圆桌会”上表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规模不大的国家,应该严格控制主权债务和外债,可用BOT模式将国家主权债务转变为两个大型国际化公司间的合同协议,以降低国家主权债务,保持健康水平。陈元表示,我们“一带一路”走出去,为沿线国家互利共赢。大家共同发展,就要超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旧方法,采用一些国际上有效和我们工作中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回避主权债务、回避主权债务带来的债务风险,避免这些国家最后资不抵债造成国家经济极大的困难。我们要更多地采用多国共同合作、多企业共同合作,用商业的物流和现金流来打通国家的界限,使各个国家的一些重点项目得以发挥作用,使它不仅成为一个国家的能源和港口,而且成为国际化、全球化、地区合作的一个能源基地和港口,这样才能使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起来。说到底,是更深入地合作和更广泛地联合,才能使发展中国家避免这些主权债务的陷阱。实际上,陈元主席所说的“BOT模式”,也就是PPP合作模式。

 

综上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各界对在“一带一路”中以PPP方式开展建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基本已经形成共识,并且各多边金融机构也在加强合作机制建设。PPP模式或将成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有力支撑。

 

二、六大国际组织与中国政府“1+6”圆桌对话会(2016年—2019年)

 

从2016年开始,世界银行(WB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劳工组织(IL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6大国际组织负责人每年一度齐聚北京,与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进行“1+6”圆桌对话会。

 

从参会人员上看,世界银行2016年至2018年由金墉行长参加,2019年由马尔帕斯行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至2018年由拉加德总裁参加,2019年由新任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参加;国际劳工组织2016年、2017年和2019年由赖德总干事参加,2018年由副总干事格林菲尔德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年至2019年均由秘书长古里亚参加;世界贸易组织2016年至2018年由总干事阿泽维多参加,2019年由副总干事沃尔夫参加;金融稳定理事会2016年至2018年由卡尼主席参加,2019年由新任主席夸尔斯参加。中国政府2016年至2019年均由李克强总理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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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6大组织聚焦全球发展、减贫、贸易、就业、经济合作和金融稳定等重大主题,形成当今国际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从历年“1+6”圆桌对话会的讨论内容看,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研判

每年一度的“1+6”圆桌对话会已成为各国际组织与中国交流全球经济形势的重要场合。从2016年至今,历次会议对全球经济形势的研判要点包括:短期内总需求将继续疲弱,而供给侧政策需逐步产生效果,因此需平衡长短期发展目标,综合施策;世界经济出现向好势头,但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需要继续综合使用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等各项政策工具,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全球经济增长仍保持强劲,但增长进入了平稳期,部分下行风险已经造成影响,总体而言,下行风险正在进一步加大;我们对贸易紧张局势继续加剧、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逐步正常化对一些较为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溢出效应感到关切;促进世界经济开放、稳定、高质量增长。

 

(二)结构性改革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

近年来,全球对结构性改革以及货币、财政政策的关注和协同非常重视。从4次圆桌对话会的内容看,在该问题上的共识包括:

 

l  货币政策应继续支持经济活动,保持价格稳定;货币政策应继续服务实体经济,保持价格稳定,与中央银行职责相一致。

 

l  财政政策应保持灵活性,以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振信心,并确保可持续性;在财政规则框架内,财政政策还应致力于支持结构性改革和防范化解财政风险;财政政策应灵活运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确保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

 

l  结构性改革需根据收入水平、经济所处周期和政策空间等具体国情并与其他政策协调,支持经济增长;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总的改革方向是放松管制,促进竞争,支持创新,推进财政改革,促进贸易和投资,强化金融体系,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改善基础设施,增强环境可持续性,促进包容性增长;结构性改革应根据具体国情安排改革的重点和次序,着眼于完善基础设施、增强包容性、支持创新创业和促进就业,提高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增强经济韧性。

 

l  各国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协调,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应对下行压力;呼吁各国确保强有力的宏观政策框架,建立政策缓冲以应对可能的冲击,共同缓解和解决当前贸易紧张局势,并继续推进国内改革,增强经济基本面和金融体系韧性;呼吁各方采取适当的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体系韧性。

 

(三)贸易和投资

针对近年来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形势剧烈变化,圆桌会议将其作为重点主题加以讨论,形成如下共识:呼吁WTO成员保持区域贸易协定的透明度和包容性,并确保其向其他成员开放;区域贸易协定不仅应符合WTO规则,还应有助于加强全球贸易体系;WTO具有推动全球体系一致的作用,多边贸易体制仍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主渠道;区域、双边和诸边贸易协定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补充而非替代,应推动这些贸易协定更加开放、透明和包容;各国应通过提升WTO争端解决机制效力、尽快解决WTO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僵局等方式,更好地扩大和分享贸易的益处,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呼吁各国避免采取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措施,健全贸易规则,提升透明度,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保持和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各国合理参与全球价值链。

 

(四)创新领域

圆桌会议高度重视全球创新领域的发展,并形成若干共识:需积极培育包括创新、新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在内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创新和数字经济这两个相互交织的领域采取行动,包括对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新技术和技能进行投资,能够为新的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创新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在未来将变得更加重要;新兴技术正在重塑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尤其是结合了数字化、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和纳米技术、3D打印、新材料开发和应用的新一轮生产力革命;新一轮生产力革命具有促进产业转型的巨大潜力,将进一步提升整体福祉,但同时因其引发经济结构转变,也会对现有的就业和职业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教育培训体系带来潜在的挑战;呼吁各国政府支持研发,并加强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合作;呼吁采取更多行动妥善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特别是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可能冲击,把促进就业和体面劳动作为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目标之一。

 

(五)金融监管改革

金融领域的改革、稳定和创新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历次圆桌会议都聚焦金融监管改革,以共识推进协调: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改革提高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但仍面临较大风险,并会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放大;蓬勃发展的市场化融资和数字经济具有提升生产率、促进国际融合、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需要对新的风险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应对;金融科技在助推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提升生产率、促进国际融合、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很大潜力,但其迅速发展也引发了各方金融稳定方面的关注;支持继续完善以强大、以份额为基础且资源充足的IMF为中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并呼吁各国继续推进金融部门改革,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

 

(六)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的核心,也是各国际组织和中国政府一致支持的重要目标。近年来,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和共识不断增加,圆桌会议也提出若干重要建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推动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内容;呼吁各国结合各自国情积极制定并实施国别方案;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求增长必须具有包容性和环保性,从而为当代和子孙后代实现减贫和共同繁荣;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包容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覆盖从城镇化到农业、基础设施、能源开发利用、水资源利用和交通运输等所有发展领域;基础设施需求巨大且紧迫,并将继续扩大。弥补这一巨大缺口需要政府和社会资本以及相关技术,提高运营效率。项目准备对确保资源优化利用、技术具有可行性且符合恰当的社会、治理和环保标准十分重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并支持其与其他区域性互联互通倡议对接,促进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确保基础设施的包容可及、价格合理和广泛受益,以提升参与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强调项目的社会、财政和环境可持续性,同时统筹平衡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支持以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合作为重点,搭建经济、产业和贸易合作平台,同时借鉴国际标准,尊重各国具体国情并遵循市场规律;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七)中国的重要作用

历年圆桌会议上,各国际组织负责人都对中国的发展予以高度肯定;高度赞赏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减贫领域的卓越贡献,使本国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各方赞赏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迈进;各方重视同中方的关系与合作,愿加强在金融、技术、就业、减贫、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更多惠及民众的新成果。

 

三、希腊及其中欧邻国最新经济分析

 

11月10日至12日,习近平主席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今年我国元首对欧洲方向的又一次重要访问。当地时间11月11日晚,习近平在总统府出席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举行的欢迎宴会时指出,希望双方以务实合作和文明对话“双轮”驱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为世界和平、共同繁荣作出新贡献。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希腊共和国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此次希腊之行,对中希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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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希腊及其中欧邻国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最新经济发展情况。

 

(一)希腊自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发展情况

希腊央行行长近日撰文对希腊经济自危机以来的发展及未来展望进行了分析,要点如下:

 

1、金融危机对希腊的影响

从2000年到2007年,希腊经历了良性的宏观经济状况,其特征在于GDP增长率高(远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相对稳定的消费物价通胀以及失业率逐渐下降。金融扩张和希腊2001年加入欧洲货币联盟(EMU)之后,信贷迅速增长,借贷成本低,推动了这一扩张。

 

加入EMU的马斯特里赫特标准仅基于名义趋同,因此未能激励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改革以及加强真正趋同,提高潜在增长和维护公众可持续性所需的公共部门职能财政。相反,雇主和雇员利益集团反对提高竞争力的改革。尽管在繁荣时期希腊的人均GDP有所增加,已接近欧盟平均水平,但相对于欧元区的体制差距并未缩小。因此,希腊在各种治理和结构竞争力指标上仍大大落后于欧元区伙伴。

 

2008年和2009年财政和宏观经济环境的急剧恶化,以及随后主权债务的降级和主权利差的上升,使希腊主权国家和银行与国际资本和货币市场脱离了联系。大量的存款提取和极度紧张的流动性状况给银行业带来压力。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资助的经济调整计划于2010年启动,旨在纠正这种不平衡。

 

这场危机给产出,收入和财富造成了沉重打击。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希腊按固定价格计算损失了其GDP的四分之一以上,失业率上升了近16个百分点。此外,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从2008年的93.3%降至2018年欧盟平均水平的67.4%。为此,必须将不良贷款率大幅增加到大约50%,大量的人才流失和大规模的投资不足,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2、希腊经济恢复发展的情况

尽管出现了失误,偶尔出现倒退和拖延,但自2010年主权债务危机开始以来,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实施经济调整方案已消除了希腊危机的根源。进一步来说包括如下方面:

 

已实现的财政调整是史无前例的,将2009年的主要赤字占GDP的10.1%转变为2018年的GDP的4.3%的主要盈余(根据增强的监督定义)。2018年的主要盈余连续第四年超过了计划目标。自危机开始以来,经常账户赤字已减少GDP的12个百分点。劳动力成本竞争力已完全恢复,自2009年以来,价格竞争力已录得可观的增长。

 

实施了一项大胆的结构改革计划,涵盖了养老金和医疗体系,商品和服务市场,商业环境,税制,预算框架和公共部门透明度等领域。银行系统已经重组。如今,由于其他十多家银行被合并或清算,只有四家系统性银行控制着95%的市场。在危机期间,希腊银行在对银行系统的重组和资本重组,加强公司治理以及为整个希腊提供流动性至关重要。如今,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处于令人满意的水平,其贷款损失准备金足以应对潜在的信用风险。

 

已经实施了许多重要的改革,旨在为银行提供一系列解决不良贷款问题的工具,包括通过设定减少不良贷款的业务目标,建立不良贷款的管理目标来加强监管框架。形成一个次级不良贷款市场,并消除了不良贷款管理的各种法律,司法和行政障碍。这些行动已开始见效,如不良贷款存量的持续减少与所设定的目标相一致。截至2019年6月,不良贷款总额为754亿欧元,较2016年3月的峰值下降319亿欧元。然而,不良贷款率仍然很高,2019年6月为43.6%。

 

自危机开始以来实施的改革以及企业通过出口到新市场来弥补国内需求下降的努力的结果是,开放度大大提高,经济开始向可贸易的,出口导向的部门重新平衡。出口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从2009年的19.0%增加到2018年的36%。自2009年的低谷以来,货物和服务(不包括航运业)的出口实际增长60%,超过了欧元区的出口增长率。此外,2010年至2017年间,经济中的可交易商品和服务总量相对于非可交易总量增加了约14%。

 

3、希腊经济前景展望

在经历了2015-2016年的停滞之后,2017年GDP恢复正增长(1.5%),2018年回升至1.9%。最近的实际GDP数据表明2019年第二季度将继续增长(同比1.9%)。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自2010年以来实施的改革,失业率虽然仍然很高,但在2019年第二季度从2013年底的27.8%降至16.9%。

 

展望未来,希腊银行预计经济活动将保持正增长轨迹,2019年将增长1.9%(即2019年下半年同比增长2.3%),到2020年将超过2%。

 

该前景面临与外部和国内环境相关的下行风险。即将来临的贸易战造成的全球增长和贸易放缓可能会更加明显地影响出口增长,而无序的英国退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近期油价上涨则是进一步的重大下行风险。

 

全球资本和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急剧调整可能会增加成本,并减少可用资金,特别是对于私营部门而言。财政方面也存在下行风险,这与法院关于削减养老金的现行裁决有关,这可能会影响债务的可持续性。

 

此外,难民危机的加剧可能损害旅游业和贸易。但是,国内也有机会,与希腊快速实施结构改革以及减少(直接和间接)主要盈余财政目标有关。希腊在几乎所有的结构竞争力指标上仍落后于同行和竞争对手,这是迅速追赶的巨大机会,应加以利用。

 

(二)阿尔巴尼亚经济分析

2019年1月,阿尔巴尼亚央行发布《2019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对2018年经济情况进行了评估。要点如下:

 

l  2018年的平均通胀率为2%,与2017年相似。第四季度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1.8%,与第三季度相比有所下降。由于本币升值和贸易伙伴国家通货膨胀下降所产生的通货紧缩压力,抑制了经济周期性改善对通货膨胀形成的向上贡献。

 

l  前九个月的经济增长率约为4.3%,第三季度则为4.5%。内需的积极表现支持了经济活动的扩大:人口消费和投资。充足的融资条件,改善的财务平衡以及高于历史平均水平的信心指标有助于国内需求的恢复。这些发展反映在积极的就业表现的持续,失业率的降低和工资的增加上。预计这些动态将在未来继续,使通胀恢复到中期目标。

 

l  通货膨胀率反映了几乎所有主要类别的贡献下降。具体来说,在11月和12月,非食品篮子物品的类别减少了:租金,燃料和其他物品。另一方面,在12月,“未加工食品”的贡献部分抵消了上述类别的贡献的下降,但没有扭转本季度价格的下降趋势。外国价格的压力继续受到抑制,这不仅受到汇率升值的影响,还受到欧元区和该地区国家价格下跌的影响。

 

l  2018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4.5%,与今年前两个季度相比显示出更积极的态势。2018年前9个月,实际GDP增长为4.3%,比上年增长约0.5个百分点。该季度的增长率主要由生产部门支持。其贡献继续主要反映出电力生产的增长,而在较小程度上反映了建筑活动的增长。服务业也为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主要反映了住宿和食品服务部门的发展。在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继续由内需驱动,主要贡献是最终人口的消费和投资。同时,由于进口增加的作用增强,净出口构成对经济增长的下行影响。公共消费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程度很小。对第四季度现有数据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将继续受到私人消费和投资的支持。据估计,公共消费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时,由于进口增长较快,预计第四季度净出口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l  2018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继续归因于生产部门的发展。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估计约为2.5个百分点,与上一季度持平。尽管工业,能源和水行业放缓,但这些活动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产部门的绩效,为该季度的经济增长贡献了1.7个百分点。这一业绩继续反映出电力部门增加值的强劲增长所带来的影响。除其他因素外,它对年度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3个百分点,也起到了前一年比较基数较低的作用。这一贡献仍然低于今年前两个季度的1.9和1.8个百分点。

 

l  我们的估计表明,服务业将在2018年第四季度继续以缓慢的速度增长。该业绩与该行业较低的信心水平以及低于该指标的历史平均水平的服务产能利用率相符。同时,生产部门增加值的增速从上一季度的5.9%增至6.5%,主要由建筑活动的改善决定,而在较小程度上则由农业,林业和渔业的持续增长决定。。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0.5和0.3个百分点。服务业对年度GDP增长的贡献也稍高,从一个季度的1.4个百分点上升到1.6个百分点。净税收部分对GDP增长的影响在第三季度高于上一季度(0.4相对于0.2个百分点)。

 

l  在2018年第三季度,总需求反映了高增长率。“人口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这一增长做出了主要贡献。同时,“公共消费”和“净出口”对总需求的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从间接指标获得的信息表明,总需求的增长在2018年第四季度放缓。预计人口消费的预期增长将仍然是主要的贡献者,其次是投资。净出口预计将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l  2018年第三季度,国内需求年均增长3.5%,与上一季度(2.5%)相比增长速度加快。增长率加快主要归因于人口消费的表现。同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年增长率也加快了。另一方面,公共消费以实际年度价值计算下降。领先和间接指标表明,2018年第四季度国内需求将继续增长。人口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预计将为这一表现提供主要贡献。

 

l  经济活动证实了我们的评估,负产出缺口的缩小趋势在2018年下半年仍在继续。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信号表明周期性状况有所改善。然而,在存在汇率贬值行为的情况下,这些增加通货膨胀压力趋势的实现仍未完成。

 

l  最新信息表明,经济的增长正在接近其潜在水平。同样,来自周期性状况其他指标的信号也与之相符,例如:产能利用率差距和失业率差距。2018年第四季度经济总量的产能利用率表明,产能利用率较高。同时,从劳动力市场到第三季度的信号在劳动力因素的使用方面更为积极。

 

尽管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有所改善,但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却逐渐增强。经济低于其潜力的位置以及汇率升值继续限制了通货膨胀压力的累积。在总需求的增长和汇率升值趋势的下降的支持下,对生产要素的更优化利用有望为中期通货膨胀回到目标提供条件。

 

(三)北马其顿经济分析

    北马其顿央行2019年11月8日经济预测,要点如下:

 

l  逐步增长加速的趋势持续。GDP增长率去年为2.7%,上半年增长了3.6%,第三季度的指标表明了这一趋势的延续。预期有进一步逐步加速的趋势:2019年为3.5%,2020年为3.8%,中期为4%。

 

l  与4月相比,总体增长动力总体上没有重大变化,但增长结构发生了某些变化-净出口的有利贡献减少而内需增加,然而增长风险比四月更为明显。

 

l  平均而言,2019年至2021年的出口需求仍然是重要的增长因素:外资需求的工业设施和传统出口部门的积极影响进一步增强,尽管外国需求的增长较为温和。

 

l  在2017年和2018年的在不利的条件下,积极的投资刺激了经济增长,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加速,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银行贷款支持下对私人代理投资的兴趣增加,预计未来三年投资将增加。

 

l  私人消费的积极贡献:实际工资稳定增长,就业增长,养老金增长,私人转移以及银行进一步的信贷支持增加。

 

l  2019年和2020年的通货膨胀率下调(分别从1.5%和2%分别下调至1%和1.5%)。当前的通货膨胀动态低于预期(大约1%),并且进口价格的向下修正。中期预期通货膨胀率大约2%,与4月份的预测周期相同。在预测范围内,预计在相对较小的正产出缺口中,国内需求不会带来压力。预测通胀动态的风险主要归因于进口价格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能源价格。

 

l  中期保持经常账户赤字适度。近年来,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低至1.3%(由于改善了外资机构和传统部门的贸易平衡)。在2019-2022年,预期适度扩大:赤字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较低的二次收入盈余(私人转移)、初级收入赤字适度增加、2019年贸易差额小幅下降,随后有所改善——与四月相比,赤字略高,但总体而言,对赤字的评估仍然很低。

 

l  2019-2022年的金融账户流入量(占GDP的3.3%)足以弥补经常账户赤字和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长。在预测范围内,预计外国直接投资将净流入,加上长期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借贷,外汇储备充足性指标(储备与预期商品和服务进口,债务等之比)留在安全区。

 

l  固定存款(10.1%)和信贷增长(7.1%)趋势的延续。与4月相比,存款增长高于预期,信贷流量适度低于预期。存款增长预计2019年将达到9.6%(4月预测为8.3%),2020年至8.5%;银行贷款活动将继续是重要的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预计2019年信贷增长将近7%*(4月预测为8%),到2022年中期的贷款活动将略有加速,即信贷增长约8%。

 

在今年3月降息之后,货币政策立场没有其他变化,即利率保持在2.25%。总的来说,最新的宏观经济预测表明,在没有通货膨胀压力和外部状况不平衡的情况下,银行借贷活动也将支持国内经济的稳固基础和稳固增长的潜力。

 

(四)保加利亚经济分析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2019年1月发布保加利亚经济学家对该国经济的分析和预测,要点如下:

 

对于2019年的保加利亚经济,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前景和预测。其中一个是相对积极的,而另一个则相对悲观。

 

根据第一个数据,对2019年保加利亚经济表现的经济预测得出的结论是,保加利亚经济将继续增长,但增速略低。经济专家一致认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将达到3.1%-3.7%,在欧元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这是一个良好的表现,据预测,欧元区的GDP增长将低于2%。积极的预测者估计,2019年对保加利亚经济来说将是相对较好的一年,其经济将保持稳定增长,失业率低下以及旅游和农业等关键行业的改善。

 

同时,欧洲和保加利亚的经济增长也有所放缓。在2018年下半年,欧盟的增长速度为2.3%。根据世界银行悲观的分析,保加利亚经济在未来三年将继续放缓其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21年,保加利亚将失去2016年增长速度的四分之一以上。保加利亚在过去五年中都没有成功,也无法扭转这一趋势。对于保加利亚而言,该行在所有指标中均下调了GDP的0.5-0.6%。同样的预测表明,当前和未来两年的期望正在下降。在2019年,经济延迟将持续至3.1%,明年将是3%,到2021年将下降到2.8%。相比之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6年经济增长了3.9%。

 

根据这一估计,造成这种消极趋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欧元区增长放缓,世界银行预测,由于贸易关系的紧张和国际贸易的减少,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将更加缓慢,保加利亚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以及该国劳动力短缺状况将恶化。

 

另一方面,根据最新的社会学研究,消费者对保加利亚的信心有所提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消费是该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此外,保加利亚总理博里斯科夫(Boyko Borissov)最近表示,增加收入的时机已经到来,并承诺在今年1月1日增加10%之后,明年公共部门的工资将再增加10%。这些话引起了人们对更高消费的期望,这鼓励了商业部门的预期。

 

分析强调了一个事实,即保加利亚迫切需要更高的收入和消费,因为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就人均GDP增长率而言,保加利亚仅为7,300欧元(保加利亚的人均GDP增长率却很高)。这些数字意味着保加利亚的需求降低,销售和制造业疲软,这归因于保加利亚人口的购买力低下。承诺增加公共部门的薪水不是很大,但是很可能会触发私营部门工资的增加。

 

此外,专家预计,2019年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将增加,即公共支出增加。事实证明,保加利亚内阁在2018年底从预算盈余中分配了近10亿欧元,用于实现2019年及未来几年的运输和基础设施项目。预计欧盟资金的吸收也会增加,这将刺激各个工业部门。

 

当前对保加利亚2019年经济发展的乐观看法是基于最近的积极事态发展。但是,这种乐观仅限于保加利亚经济的有限潜力,因为该国非常依赖出口。

 

此外,经济最近一直在经历着巨大的劳动力短缺。该国劳动力短缺是由于以下事实:工资低,并且该国并非所有公司都将劳动力视为最有价值的资产。这就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保加利亚人移居国外以寻求更好的生活。这种消极趋势应该会逆转,但是事情不会很快发生,而且这种逆转的预后是非常不确定的,也很有争议。

 

企业现在必须增加薪水,为了使保加利亚人留下来并说服移民返回自己的祖国,目前这不是一个明显的趋势。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商业和经济学家都坚信,保加利亚经济今年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缺乏劳动力,不仅缺乏高素质的专家,而且缺乏所有专业化程度较低的工人。根据业务数据,每100名退休人员中只有62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每年大约从40到50,000的劳动力资源下降无疑限制了经济的增长。它导致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我们不解决劳务移民问题,任何将在5至10年后生效的改变教育的措施都将毫无用处。

 

未来五年,许多企业将关闭,因为这些企业中超过一半的企业处于退休前年龄。计算机技术领域是个例外,其中有足够的专业人员。解决劳务移民问题的方法是赶上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和收入增长。与欧洲相比,我们的薪水越快,离开该国寻找工作的人就越少。

 

除了当地的挑战,该国还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全球因素-石油价格变动和关键利率上升的预期导致进口通胀。

 

最近几个月,通货膨胀率达到了过去五年的最高记录,并超过了3.5%,这意味着保加利亚的所有物价都上涨了。通货膨胀融化了人们的大部分收入,使业务计划更加困难。对于退休人员来说,去年政府提供的退休金几乎全部被通货膨胀“吞噬”了。经济学家乐观的预测是,价格上涨将逐渐下降,并且由于世界市场上的石油价格下跌,今年的增长率也将降低。该国今年应该采取的重要步骤是加入欧元区的“候诊室”。因此,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控制机制将在保加利亚越来越有影响力。

 

根据乐观的预测,如果保加利亚今年夏天收到加入ERM2机制的邀请,这是加入欧元区的第一步,那么保加利亚经济将变得更加稳定。这也将刺激保加利亚的银行,这些银行在2018年实现了近10亿欧元的利润,现在正在等待为明智而合理的项目融资。接受保加利亚加入欧元区ERM2机制中将向投资者发出非常强烈的积极信号,这将影响保加利亚的信用评级,也会降低企业和人民的利率。

 

但是,商业和经济学家的期望都相当悲观,因为保加利亚将不会像通常在“候诊室”那样进入欧元区,而是需要两年之久,更重要的是,因为保加利亚人的生活水平必须接近到欧洲,这不会很快发生。